葉松鋮
散文的年歲，最早的記事文字，如甲骨卜辭、殷商銅器銘文，是散文的發(fā)端。而《左傳》《國語》《戰(zhàn)國策》已經(jīng)具備成熟的散文形態(tài)，它們開啟了敘事文學傳統(tǒng)的先河。先秦諸子的文章，皆誕生在一個極其自由的歷史語境中，百家爭鳴的話語氛圍，使之走出了一位又一位大師：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孟子、莊子、荀子、韓非子……他們的文字，或辯或論，以其邏輯嚴密，想象奇崛，成為說理散文的瑰寶。
一
早期的散文，還是一個廣義的概念。散文只有真正成為一種個人化的情懷抒寫，它的文學性才被完全地釋放出來。我們今天所指的狹義散文，雖然已經(jīng)明確了文體的歸屬性，但情與理、虛與實的爭辯，依然不絕于耳。情、理、虛、實，皆由心靈統(tǒng)攝，散文需要的是至情而非虛情、需要的是至理而非歪理；散文的虛，指的是空靈，是無羈無絆，是想象的遼闊與渺遠！那么實呢？我以為實最為關(guān)鍵，它必須依托真實的、觸及內(nèi)心的體念，這看似是一種主觀的東西，其實它來自客觀的映照。散文是內(nèi)心的蘊發(fā)，只有關(guān)乎痛癢的文字、關(guān)乎生死情結(jié)的文字、關(guān)乎道德人倫的文字、關(guān)乎愛恨情仇的文字，它才會產(chǎn)生心靈的激蕩，于是，那一枚枚漢字，便會以詩意的涓流涌出……
明清以前的散文，我們很難進行文學的甄別，何為廣義，何為狹義，能分得清嗎？先秦諸子的散文，雖偏于說理，但依然有極強的文學性，如莊子的文章，它以豐富的寓言、奇妙的想象，形象情感與邏輯思辨融合一起而獨樹一幟。
莊子的語言汪洋恣肆，天馬行空，其內(nèi)在的抒情性更是顯而易見的。并非所有的說理文字都耽于理，情的隱逸性在早期的文章中多有顯現(xiàn)，即或是《論語》那樣的“語錄體”也充溢著濃濃的個人情懷。如“子曰：‘賢哉！回也。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！回也’”寥寥數(shù)語，道出了一個長者對一個晚輩品格和修為的贊賞。這情很真摯，完全出自內(nèi)心。
事實上，一篇散文沒有絕對抽象的理，當然也就沒有絕對抽象的情，而情與理孰輕孰重，則起于一篇文字所要表達的主旨。諸葛亮的《前出師表》，本是一篇陳情言事的特殊文體。但這篇文章看似說理，但通篇卻被情糾結(jié)著、纏繞著，這種情有對先帝“三顧茅廬”知遇之恩的追懷，有對夾縫中求生存的蜀國處境的擔憂，有對后主劉禪的勸勉和囑托。這是一個忠貞之士臨別的話語，他時而像一個臣子般謙恭，時而像一個長者般威嚴，文字中有太多的放不下，太多的掛懷縈繞于胸，而歸結(jié)到一點，就是對劉禪的勉勵、勸諫：“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后漢之所以傾頹也。”文章中的理，被情托著，這理就不是空洞的，它是情理。因此，這篇千年前的文章至今尚被人稱頌，原因不在文章本身。諸葛亮內(nèi)心敞亮，話語間濃縮了他的人生際遇、治國方略、處事原則、品德操守，這是發(fā)乎于心的東西，是不加修飾的自然流露。
二
中國早期的散文總體上是傾向于說理和敘事的，這似乎形成了一種風尚。伴隨著歷史行進的步伐，這兩類文體愈發(fā)凸顯其耀眼的亮色。西漢是個偉大的時代，它的功績不僅僅是一代帝王開疆拓土的氣度，而在文化的天空下，也是峰巒聳立，這些巨擘、驕子，構(gòu)成了一個王朝飛揚、延續(xù)的氣韻：賈誼、董仲舒、劉向、司馬相如、枚乘、楊雄、司馬遷……他們中間，洛陽才子賈誼，流光溢彩，可惜隕落得太早。他的政論文章頗有戰(zhàn)國策士遺風，《過秦論》開篇就氣勢如虹：“秦孝公據(jù)崤、函之固，擁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，以窺周室。有席卷天下、包舉宇內(nèi)、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”賈誼的政論文章情感飽滿，文字猶如長江大河，內(nèi)在張力極強。
在西漢熠熠閃爍的星座之中，司馬遷是最為灼目的那一顆�！妒酚洝肥枪糯⑽牡淖罡叱删�，魯迅贊之曰：“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”《史記》是傳記文學的開端，尤其是在文學敘事上，成為后來很多文學類別效仿、借鑒的楷模。“《史記》由五種體例相互補充而形成的結(jié)構(gòu)框架，勾連天人，貫通古今，在設(shè)計上頗具匠心，同時也使它的敘事范圍廣泛，展示了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圖畫。”
散文的發(fā)展，是在繼承與否定中前行的。之后，興起的唐朝古文運動，從內(nèi)容和形式上完成了一次對散文的整飭，廣義的散文向文學性的散文（狹義散文）過度，就這一點來看，韓愈、柳宗元功莫大焉，拋開政治色彩不談，在程式上，他們一改散文的腐儒之氣，文體的形式和內(nèi)容趨向于靈動，自由度增強，文學的純度提升。或者可以這樣認為，唐朝初步建立了散文的美學規(guī)范，用當下一個比較時髦的話語，就是說他們的文章已經(jīng)具備了相當?shù)?ldquo;文藝范兒”，我們從韓、柳身體力行的寫作實踐中就能看到，二人的文章無論辭采、技巧都突破了以前的框架，文章一改舊貌，給人耳目一新之感。
韓愈是一位辯士，它的雜文以犀利見長，而他的祭文、碑志更是抒情散文的精品。夜讀韓愈寫給亡侄韓老成的祭文，禁不住鼻眼酸澀，熱淚拋灑：“一在天涯，一在地角，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，死而魂不與吾夢想接，吾實為之，其又何尤！彼蒼者天，曷其有極！”整篇文章韓愈使用的是散體，情感起伏如浪涌波翻，尤其那一聲悲號“彼蒼者天，曷其有極！”，簡直像重錘擊在人心上。
柳宗元的人生遭際不同，他一生都在顛沛流離的貶官途中，宦海沉浮，造成了心理上的變異。他的孤傲、憤懣、猶豫、愁緒，在文字中得到了宣泄，他將個人情感完美地融入對世事、環(huán)境的認知中。柳宗元的山水游記，在今天看來，是最具“文藝范兒”品相的作品，著名的《永州八記》是其代表作，而“八記”中的《小石潭記》尤為人所稱道。柳宗元在不到三百字的短文中，為我們精致地呈現(xiàn)了一幅山水圖，其構(gòu)思之巧，文筆之妙，讓人讀后怦然心動。短文明面上是寫景，內(nèi)里卻隱然表現(xiàn)了一個被貶者孤寂、凄苦的心態(tài)。
三
散文到了宋代，文體意識得到了進一步強化，在表現(xiàn)性靈的抒寫上，更加具備審美性，雖然從廣義和狹義上來區(qū)分散文，仍然難以找到準確的分界點，但那種文學品相的散文，卻是鶴立雞群。如歐陽修的《醉翁亭記》《秋聲賦》、蘇軾的《喜雨亭記》《前赤壁賦》、王安石的《游褒禪山記》、范仲淹的《岳陽樓記》……這些篇章，都具有極其鮮明的文學色彩，寫景狀物，意趣天成，景是情中之景，情是景中之情，文字與心靈相呼應(yīng)：
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。舉酒屬客，誦明月之詩，歌窈窕之章。少焉，月出于東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間。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。縱一葦之所如，凌萬頃之茫然。浩浩乎如馮虛御風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飄飄乎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。（蘇軾《前赤壁賦》)
這樣的語言技巧、語言表現(xiàn)，只有蘇軾才能信手拈來。而這景中情、情中景，看似超然物外，其實恰恰道出了蘇軾的人生哲學：進退自如、寵辱不驚，一種對生命豁達的態(tài)度。同時，能深切地感受到，蘇軾是在用美的眼光、愛的眼光擁抱世界，這自然就使得他的文字，宛若荷花帶露，纖塵不染。
唐宋后的散文，細察之，則會明顯感覺到情感在逐漸趨于外化，說理、敘事則慢慢退到了幕后，成為情感的附屬，而為情所主宰的文字，它的個性特征、美學情趣，被作者毫不掩飾地表露無遺。明清的小品文，除了自由、隨意，其文學的味道、文學的品相，已是相當?shù)拇己窈涂崴�。如袁宏道、張岱、袁枚等，皆是小品大家，他們放言無忌，寫生活、寫性情，看似瑣碎，卻格調(diào)高雅，情感率真。晚明的張岱是小品文的高手，他的文章，清新秀美，體念真切，善用白描，在表現(xiàn)個性化、情趣化方面不落俗套，文筆細膩傳神，常有驚人之語：
湖上影子，惟長堤一痕、湖心亭一點、與余舟一芥、舟中人兩三粒而已。（張岱《湖心亭看雪》)
“一痕”“一點”“一芥”“兩三粒”，作為單純的量詞，它沒什么特別，張岱在那樣一個闃寂無人的大雪天，他的思緒是何等的清曠，他與漢字的會晤，讓情感在一種極其溫馨的熨帖中，產(chǎn)生了難以扼制的快感，于是，百代之后，或許更遠的將來，我堅信這些文字還會一直活下去……
四
“五四”以后，白話取代文言，散文在文體上被細化，分為雜感、隨筆、小品、美文，經(jīng)過魯迅、周作人、郁達夫、林語堂、朱自清等人的努力，散文悄然步入文學殿堂。“‘散文’與其說是一種獨立的文類，不如說是除詩歌、小說、戲劇以外無限廣闊因而也就難以定義的文學領(lǐng)域。”這就是說，在廣義和狹義的區(qū)分點上，散文的文學性如何確定，依然沒有形成相對統(tǒng)一的口徑。“考慮到散文在中國的源遠流長，在建構(gòu)文學時，學者們略為變通，于是有了皆大歡喜的‘四分天下’說。”何為“四分天下”，說白了，就是一種座次的排序，即詩歌、小說、戲劇、散文。
詩歌為龍頭，而散文叨陪末座。這樣的結(jié)局非常難得，至少散文在文學的隊列里有了站立的位置，這個位置得之不易，他是無數(shù)大師用自己執(zhí)著的探索和斐然的文采，叩開了那一扇輝煌的門扉，至此，文學恢宏的大廈才有了奠基散文的柱石……
“五四”是散文的發(fā)展期、繁榮期和成熟期，尤其是富有個人情趣特征的散文小品，一時成為散文園圃里的奇葩。在文體上，它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，一方面借鑒西方的筆調(diào)體式，另一方面汲取明代小品的傳統(tǒng)養(yǎng)料，在革故鼎新上促使了散文的進一步蛻變。對此，魯迅曾大加贊賞，認為“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。”這里不朽的名篇很多，如魯迅的《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》《藤野先生》、周作人的《烏篷船》《故鄉(xiāng)的野菜》、俞平伯的《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》、冰心的《往事》（二篇）、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《荷塘月色》……這些散文小品，既有傳統(tǒng)的濫觴，又有“歐化”的影子。
《春》雖是篇小品文，但它歡快的格調(diào)，極富感染力和表現(xiàn)力的語言，卻充滿著詩的蘊藉之美。朱自清的散文語言精致，卻又不失樸素，他善于使用口語，常在一種溫柔敦厚的氣氛中，意境得以拓展……
五
散文一路走來，它仿佛一直在“瘦身”、在裂變、在超越，這樣說是否貼切，尚待商榷。廣義的散文到狹義散文，這實際上是一個蛻變過程。散文在曲折坎坷的行走途中，它不斷在為自己減負、不斷向個性化寫作的方向邁進。同時，行走也是生命出現(xiàn)“裂變”的過程，那些從散文的身體里走出去的生命，它們不再是散文的附庸，而是自覺完成了浴火重生的涅槃。如雜文、報告文學、人物傳記等，其自身光芒絲毫不遜于散文。
雜文自不必說，它經(jīng)魯迅的培育和推動，已經(jīng)成為影響深遠的一種文體。報告文學誕生于“五四”時期，雖是舶來品，但經(jīng)過一代又一代作家的悉心耕耘，文學的園地也是花團錦簇、佳果逸香。“作為50—70年代的散文概念‘泛化’的翻轉(zhuǎn)，‘窄化’成為新的趨勢。將敘事形態(tài)的報告文學和議論性形態(tài)的雜文從散文中剝離，或加以適當區(qū)分，似乎成為‘共識’。”
其實，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，針對散文創(chuàng)作，肖云儒曾提出了“形散而神不散”的觀點，這個觀點的文體意識是緊扣散文而言說的，是就個性化散文寫作中必須遵循的路徑而言說的，它的確指性不言自明，在今天看來，“形”與“神”依然是散文的根本所系，丟掉了它就丟掉了散文的衣缽。
散文的“形”與“神”是散或是不散，這只是個理論問題，創(chuàng)作更多的是一個實踐過程，這個過程充滿著太多的變數(shù)，作家寫作不可能去套用事先設(shè)定的框框，好的散文、揪心的散文、讀了讓人的靈魂為之顫抖的散文，是不受固化的程式綁縛的。一切從心靈淌出的文字，都是不由自主地、情不自禁地，這樣的文字至情至性，痛快淋漓……
散文，從遠古走來，它身上所彌散的古色古香的氣息。傳統(tǒng)是血脈也是基因，散文的“瘦身”是時代的進步，但我們不要忘了我們該秉持的是什么？狹義的散文，不是狹隘的散文，追求個性并非放縱個性，散文的外在美和內(nèi)在美應(yīng)該是統(tǒng)一的、和諧的，一個偉大的時代，散文的聲音是不能缺席的！散文之美，其美在真摯的情懷、獨特的感受、深刻的思想，這是境界，也是作家的品格與修為。
